恶魔选中的家庭
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，王红军家差点拿到的万元补偿补助再次泡汤。
回到新疆霍城县韩家庄子的家中，他点上一根烟，一言不发。
儿子正趴在床上。掀开旧被子，尿味扑鼻而来，这个12岁少年臀部凹陷着的4个烂坑，王红军比了比，最宽处能放进食指前两截。他摇了摇儿子的脚腕，一下，两下，还是动不了，只丢下几片脚丫的皮屑。
“年打完疫苗就高位截瘫了。”王红军轻轻合上被子，“3年多了，他没有站起来。”
事发当年，中国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，中国疾控中心官员曾称，其中疫苗不良反应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。在日本，这种低概率、高痛苦的事，被比作“恶魔抽签”。
几乎所有“中签”家庭都难免一边维持生计，一边照顾患儿，一边申请鉴定、争取补偿。在这场社会保障的考验中，补偿补助成为他们的唯一希望。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，二审法院之所以撤销王红军家的补偿补助，是认为此事曾由县卫生局处理，“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”，县卫生局则建议王红军回法院申诉。
没有机构愿意认错。王红军像上了发条，每天重复着换洗尿布、要补偿，换洗尿布、要补偿，“一天一天这样过，一年一年这样过”。
年春节已过，他还没去成智利，家倒是被迫挪到了另一个村子年，中国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，其中疫苗不良反应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，被比作“恶魔抽签”。当年，新疆农户王红军家不幸成为”恶魔选中的家庭”。本报记者卢义杰摄
王红军的心事全藏在抽屉里。当地“夜不闭户”，但这个堆满病历、鉴定书、接种本、法条还有法律文书的抽屉，是家里唯一上锁的地方。
年10月，王红军从40公里外的老家莫乎尔牧场搬到这里。韩家庄子村地处中国西部边境，北京时间早上10点多，村子才刚刚天亮。
在老家，他有4间房、17亩葡萄地，年景最好的时候，一卖就有利润七八万，“我和别人开玩笑，说我拿的是年薪。”
葡萄像王红军的人生晴雨表。刚开始种葡萄的时候，他结婚了，儿子在年除夕那天出生。全家围在一起，都说这是“双喜临门”、“全国都在庆祝”。“喆，两个吉，图个吉利。”他给儿子起名“小喆”。
葡萄大卖的年，王红军入手了一台联想电脑。他幻想，再过几年，自己就可以买车。一个福建商人还力邀他去智利，做海外葡萄生意。
转眼，年春节都过了，他没去成智利，倒是挪了个村子；他没买成车，出远门常要借一辆车龄10年以上的“大众”；他甚至不再种葡萄了，因为葡萄卖价从每公斤五六元一路跌到两三元，至今化肥钱还欠着。
年夏天，他与3个朋友改行养鸽，地点放在韩家庄子村两排废弃的棚房。
“现在鸽子才只，一只能卖20多元。”他算了算，马上改口“还不能卖”，应该等规模再大一些，“今年是没法赚钱了。”
王红军父子住在鸽舍隔壁。第一次到门前，防盗门猫眼用纱布堵着，门与墙两三厘米的缝隙塞进了黄乎乎的胶，好像伤口在流脓。一推门，几条蜘蛛丝粘在天花板上，地板堆着砖块、动物粪便，粪便都已经干了。
原来爱“满村子转着玩”的小喆，已下不了单人床了。他下身毫无知觉，每天要更换10来片尿不湿。尿液随时可能流出来，王红军准备了10条白毯子，每条夹在尿不湿与被单之间，防止“洪水”漫到其他地方。
他自己的床尾放着一个直径近1米的铁盆，盛着淡黄的水，“我每天要洗毯子，每条要洗好几道，最后一道的水留着，下次再用”，因为“村里没有自来水，要省着点”。
小喆开心的时候，王红军反而难过起来，“多好的娃啊，如果没出事，现在一定更开心。”
他从没告诉儿子为什么现在只能趴在床上，儿子也从没问过这个问题。
他所经历的，一些人早已经历了。在贵州家长苟先芬的印象里，几乎所有疾控中心都会先做鉴定，“结论多半是‘无关’、‘偶合’”王红军的合伙人送了他一套办公桌，他原本谢绝，对方说可以留着写维权材料，他便接受了。办公桌抽屉堆满了他收集的法律文书，抽屉是全家唯一上锁的地方。本报记者卢义杰摄
年7月1日，没有任何征兆，王家被恶魔选中了。
中午，小喆在王红军前妻家玩耍时突然倒下，双腿没有感觉，站不起来了。两天之内，王红军收到伊犁州、医院的3张病危通知书。
7月底，小喆被确诊为急性脊髓炎，心脏三根手指距离以下无知觉。医生问，小孩是否有打过疫苗？王红军不知医生为何这样问。
这一年，卖葡萄的收入五六万，王红军不知道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好价钱了。
“疫苗”这个词在他心头挥之不去。回到村里，果然，一个老师说，上学期期末学生接种过腮腺炎疫苗。
年6月12日下午，这支由浙江卫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减毒活疫苗，顺着针筒缓缓流进了小喆体内。
疫苗与孩子得病有没有关？高中只读了一年的王红军没有想到，接下来的一年半，他掉进了这个医学漩涡。
拿到第一份结论是年5月，差两个月就距儿子生病满一年。这张抬头印着“伊犁州疾控中心异常反应调查组专家组合议结论”的纸，歪歪扭扭地手写了12行字，结论为“与‘腮腺炎疫苗接种’无关”。
今天，王红军还是忍不住提高嗓门：“就12行字，把儿子基本情况、病情抄了一遍，什么分析也没有。”
王红军发现自己陷入一个群体。他意外找到了一个疫苗异常反应患儿家长的QQ群。“没想到有这么多人，两三百人。哎呀，现在有人。”
他屏蔽了大部分QQ群，只有这个群，还有一个医疗事故群，不断弹着消息。
他所经历的，一些家庭早已经历了。在公益志愿者、贵州家长苟先芬的印象里，几乎所有疾控中心都会先做鉴定，“结论多半是‘无关’、‘偶合’”。
《南方都市报》也曾统计，接种疫苗后出现异常反应家庭，80%以上都被判定生病和疫苗无关。
活了快40年的王红军，突然连小孩日常姿势要怎么摆都不明白了。小喆早先躺着，但他很快发现，尿渍经常淤在皮肤上，躺着不能干别的事儿了。
后来，王红军在小喆床边固定了两个扶手，让他撑着坐在床上，可没一会儿就背疼。他又给配了轮椅，可没多久，屁股长起褥疮，烂了起来。
儿子最终卧着，头一撇就可以看到电视，双肘撑起上身，还可以看书、吃饭。他的肘磨出了茧。
年10月，伊犁州医学会给了王红军第二份鉴定：“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”。
“整个家都毁了！”他的心被扎了一下。
疫苗生产企业不同意了。隔了4个月，新疆医学会做了第三份鉴定，结论变成：“不能排除异常反应”。
王红军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有人私下说：“不能排除有关，意思就是有关。”他相信了。
QQ群继续有新家长入群，对话每次都在反复：鉴定是有关，无关，不能排除，还是偶合？小孩什么病，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大家慢慢发现，获得“与疫苗有关”的鉴定，并不多；拿到满意补偿的，是少数。
没有和王红军商量，卫生局直接对疫苗企业作处理决定了，补偿是25万元搬家的时候，车子空间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。王红军把较为舒适的单人床让给儿子，自己睡可折叠的钢丝床。本报记者卢义杰摄
捏着霍城县卫生局年3月的两页处理决定，王红军依然有怨气：残疾生活补助费25万，医疗费用凭据支付，伤残用具凭医疗机构的证明计算，“没有和我商量，卫生局直接就对疫苗企业作处理决定了”。
一名贵州家长也从当地卫生部门拿到一份补偿协议。但这是协商，不是单方的决定，她共获偿万元。
彼时，小喆病发快两年了，葡萄仿佛也受到疾病感染，显现颓势。年除夕，王红军从新疆跟车到福建，处理年来不及卖的葡萄。这趟下来，自己只拿到2万元多。
“年更不行了。”王红军叫苦，葡萄卖价继续下跌，他连农药钱、化肥钱都还欠着。
葡萄好像和他较上了劲了，这两年，每卖一回，几个月后儿子的腿就骨折一次。他猜，可能是骨头变脆了，移动上身的时候伤了腿；他又自责，是不是给儿子翻身擦洗的时候太用力，所以扭到了。
每一次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的腿肿起，医院打钢板。两轮之后，儿子的腕、膝关节像卡住了一样，任怎么摇也动不了了。
年秋天降临的时候，霍城县法院一审判决，王红军家共可以获得万元补偿和补助。
在不少家长印象里，通过诉讼获得百万元补偿，尽管不如人意，却是目前已知案例中最多的。
他觉得太少，上诉；企业觉得太多，也上诉。
第二年的二月份，新疆高院伊犁州分院裁定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，适用法律错误，撤销判决，发回重审。
年7月，霍城县法院一审再次判决王红军获得补偿补助万元。
他不上诉了，想尽快拿到这些钱。医院曾推出“干细胞疗法”，王红军问能不能保证小孩恢复部分功能，“哪怕大便或者小便恢复正常？”
“没保证。”
“那多少钱？”“十几万。”
“退不退钱？”“不退。”
王红军想多问会儿，但算了算家里的钱，还是默默离开。
企业上诉了。他们认为，自己生产的疫苗合格且经过国家批准，不存在过错。
另一个重要理由是，行政机关已作出处理决定，如果法院也判决，将出现一个纠纷产生两个发生法律效力文书的局面，“但两个结果的赔偿（应为“补偿”——记者注）金额相差达4倍之多”。
二审撤销了万元补偿补助，他找县卫生局，卫生局代理人劝他回法院申诉，“给你申诉经费”年10月，王红军父子搬进了韩家庄子村的棚房。他不知道这间屋子是什么来历，初到时，地上堆着砖头和动物粪便。本报记者卢义杰摄
今年1月18日，伊犁州分院二审再次撤销原判，驳回王家的起诉。
法院认为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。理由是，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受种方可以请求接种单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处理，并且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。
在法院看来，小喆发生疫苗异常反应的事实已由霍城县卫生局确认，其补偿应由该局处理，法律规定具有排他性，故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。
然而，受访法学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县卫生局针对补偿作出的处理决定，并非行政处罚，不影响法院受理民事案件，只不过，判决要考虑已经支付过的那部分补偿而已。
王红军说，当他回县卫生局商量解决问题时，卫生局又试图把他推回法院。
1月25日，中国青年报记者随王红军再次前往霍城县卫生局。上午11点，王红军开着借来的破车，接上卫生局委托代理人，朝该局驶去。
代理人上了他的破车，马上掏出手机，翻出报道，逐字念了起来：“你看，你找的律师、记者都建议你申诉。”他说，如果申诉，卫生局可以提供经费。
“申诉失败怎么办？”到了办公室，王红军问。代理人说，失败了，卫生局就跟县里汇报，“现在给政府没法汇报，因为程序还没走完。”
一旁的医政科主任说话了：如果想在卫生局解决，依旧是按照年4月的处理决定，如果不同意，可以走行政复议。
“25万？”王红军裹了裹旧羽绒服，转着桌上的笔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他下楼，钻进了破车，狠狠关上了门，“他们是想把我踢回法院吧？”
“我们是农民也好，你和公家搞，搞不过公家的。”家里老人在担心，“对你不好。”
他总是坚持：“有这笔钱，我能找一个护理，照顾好他，医院做个康复，让他在有生之年开心快乐就好，让他心里不遗憾，好歹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有放弃他。”
临睡前，他又掏出枕头下压着的页的书，书名《人性》。他一下翻到第页，上次看完折起的地方，“人性，我想看看，书里面说得准不准。”
曾经，有人告诉他一个“土办法”：把瘫痪的孩子带到县卫生局门口，闹一闹，说不定补偿补助就来了。
王红军拒绝了，他说：“我要守法。”（文中小喆为化名）
文/卢义杰、车灏楠
北京白癜风专科医院北京白癜风医院简介
